上述陷入困境的欧美银行都受害于以滥用美元霸权为特色的美国经济弊政，暴露出美国在经济宏观调控、美元资产信用、产业政策等方面的恶果。

　　首先，银行频频“爆雷”，凸显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序危害。

　　过去几年，美国当局采取“急刹车、猛拐弯”式的极端策略，经济由超宽松向超紧缩剧烈反转，埋下危机种子。

　　去年以来美联储激进加息令美债收益率快速飙升，金融机构此前在低利率环境下购入的美债资产大量缩水，一些银行财务结构缺陷凸显。同时，储户出于避险、转投较高收益产品等原因加速提现，令银行流动性加速恶化，引发危机。

　　眼下摆在美国当局和监管部门面前的是两个政策悖论。其一，继续加息可能加剧银行流动性危机，暂缓加息则无法有效抑制通胀；其二，对相关银行实施救助会抵消美联储时下的紧缩政策效果，不救助则可能发生连锁反应。

　　对待本轮危机，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目前推出的计划仅限于帮助储户顺利提现。一旦危机在金融系统大面积“传染”，并传导至实体经济，“救不救”银行的难题将愈加严峻。

　　其次，“避险资产”成风险之源，暴露美国滥用美元霸权的反噬作用。

　　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联储为应对冲击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保持超低利率，配合白宫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导致通胀高企。为遏制通胀，去年3月以来美联储8次加息，累计加息450个基点。

　　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才认为，引发此次危机的外部原因是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导致硅谷银行持有的债券等金融资产价格下跌，出现巨额账面亏损。

　　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数据，2022年底，美国全部银行持有债券的账面损失总额迅速膨胀至约6200亿美元，加剧了金融系统脆弱性。

　　在流动性趋紧压力下，银行被迫提前抛售所持债券，吞下“浮亏”变“实亏”的苦果。被长期视为“避险资产”的美债在美联储激进加息作用下，恰恰放大了风险。

　　再次，银行业危机严重打击科创产业，与美国科技“脱钩”弊政相叠加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科技创新产业高度依赖融资，美国历次金融危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科技创新。硅谷银行等金融机构与风险投资行业联系紧密，本轮银行业危机对科创企业的负面影响尤其突出。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立以来，硅谷银行就是一家服务于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以及各类初创企业的银行，在投资者与初创企业间发挥了桥梁作用。

　　业内人士估算，近半数美国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以及44%去年上市的美国风险投资支持的技术和医疗保健公司与硅谷银行有业务往来。法兰克福歌德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董事福尔克·布吕尔表示，硅谷银行专注于初创企业投融资业务，这类金融机构关闭可能动摇美国初创生态系统。

　　近年来，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推出名目繁多的科技“脱钩”措施，对科创企业吸纳全球资金造成限制。2018年美方出台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规定，特定初创企业从外国投资者获得融资必须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报告并获得批准。《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数据报道，受此影响，2019年上半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在美风险投资额比2018年下半年下降约27%。

　　分析人士指出，考虑到美国经济衰退预期增强、私募和风投募资金额下滑、善后措施失当等因素，本轮危机可能弱化美元基金在全球创投领域的话语权和盈利能力，长期看甚或有损美国科技创新能力，产生改变全球科创版图的“蝴蝶效应”。（参与记者：王亚光、邵莉）